“九一八”事變距今已有整整九十年，從1931年的這一天開始，中國東北淪于敵手，數千萬同胞終日茍活于侵略者刺刀和鐵蹄之下，中國資源被掠奪，中國人民被欺凌。

還有那些大小漢奸，甘為日本人充當耳目，時時刻刻盯著中國人一言一行。中國人稍有失言就可能性命不保，若被漢奸說成是“赤黨分子”，那便是滅門之災。

東三省淪陷期間，東北人民以歌為泣，以血為書，號慟之聲天地可聞。

關于“九一八”事變的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著作已有很多，但對日本人發(fā)動的“輿論戰(zhàn)”卻涉及不多。

跟軍事斗爭一樣，中國當時在輿論斗爭上也是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哪怕是中國領土遭到外敵侵占，哪怕是中國人民遭到日寇殺戮，中國人在國際上卻很難發(fā)聲，更不要說爭取到各國人民的同情。

在輿論戰(zhàn)方面，先說一個人，在剛剛結束的東京奧運會上，他的名字不斷地被人們提及，因為他是中國第一位站上奧運賽場的運動員--劉長春。

1932年，第10屆奧運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行。劉長春作為國內小有名氣的短跑運動員，極為可能代表中國首次出戰(zhàn)奧運會。

而日本人將他當成了輿論戰(zhàn)的一部分，1932年5月，日本控制的《泰東日報》發(fā)布一則新聞：“滿洲國”（偽）已派劉長春參加奧運會，并已得到國際奧組委認可。

日本人為什么要對劉長春進行輿論綁架？有兩個目的：

一、918事變之后，日本人急于讓傀儡政權“偽滿州國”得到國際“能見度”，而奧運會賽場是非常理想的場合；

二、強行將劉長春說成是偽滿代表團成員，擾亂中國民心，打擊中國的自信心。

劉長春立刻在北平的《體育周報》發(fā)表聲明：“良心尚在，熱血尚流，豈能叛國，為人馬牛?！?/span>

隨后于《大公報》上再次聲明：“我是中國人，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我絕不代表偽‘滿洲國’出席第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這些聲明，壓下了日本人制造的輿論陰謀，1932年7月8日，上海各界在新關碼頭為劉長春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多家中國報紙配發(fā)了新聞照片。

劉長春“單刀赴會”，在海上歷時21天來到美國。雖然這是一次非常寒酸的奧運之旅（代表隊只有8個人），但此行粉碎了日本人的國際輿論陰謀--用偽滿取代中國。

不過，從918輿論戰(zhàn)來說，南京政府的處境與軍事上一樣，處處被動挨打。

而日本人不但要在國際獲得輿論優(yōu)勢，還要在中國培養(yǎng)它的代言人。

九一八的國際輿論

中國東北被日寇公然侵略之后，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上被動到什么地步？

連九一八本身是不是一場戰(zhàn)爭？竟然都模糊不清。

日本報紙說這不是戰(zhàn)爭，因為中國軍隊沒做多少抵抗便撤退了，中國也沒向日本宣戰(zhàn)。

巴黎、倫敦、紐約的媒體一開始只是將九一八事變當作是一件小事。

既然不是戰(zhàn)爭，那么國際反戰(zhàn)運動等組織就不會向日本發(fā)聲抗議，更談不上對侵略者的譴責。

“九一八”過去一個多月后，1931年10月21日，共產國際看不下去了，東方部部長庫西寧召集各國共產黨代表開會，批評法國、英國、德國等國共產黨報刊沒有反對日本人發(fā)動戰(zhàn)爭的聲音。

庫西寧說，日本人行為比戰(zhàn)爭更惡劣，中國的城市被轟炸，居民被大規(guī)模屠殺，這難道還是不是戰(zhàn)爭嗎？日本人詭辯“滿州”根本沒有發(fā)生戰(zhàn)爭，你們怎么能相信？

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責令各國黨刊黨報立即改正錯誤立場。

可以看出當時整個國際輿論，無論右派和左派報紙對于日本人的暴行是非常麻木的。這也說明日本在國際輿論方面下了多少功夫去淡化自己的侵略行為。

蔣介石集團在九一八之前，宣傳重點是“剿匪”，對日本則采取了“不刺激”方針。9月12日，蔣介石在石家莊對張學良提到：“他們（日本人）嘴大，我們嘴小，倘若抵抗，國際上就不好說話了。”

9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部大會上還在強調：“我國此刻必須上下一致，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之態(tài)度，以待國際公法之決斷?！?/strong>

國民黨政府一邊不敢動用力量在國際上發(fā)聲揭露日本人的暴行，以自己“嘴小”為推脫借口；一方面又用逆來順受的姿態(tài)指望“國際公法之決斷”。

國民黨這種態(tài)度，已經決定了它在軍事和宣傳上的雙重失敗。

輿論手段和軍事手段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宣傳到位了，可以使自己的代價減少到最低程度，甚至是兵不血刃；宣傳失敗了，自己就會被對方牽著鼻子走，疲于奔命。

蔣介石并非不重視輿論，而是國民黨的宣傳上犯下了方向性錯誤，外敵當前，他們還在全力宣傳“剿匪”。

1928年5月3日，日軍在山東制造了“濟南慘案”，5月9日，汪精衛(wèi)從歐洲來電，表示要糾合在歐同志，為中國宣傳。胡漢民也從巴黎致電南京表示愿意承擔國際宣傳之責任。兩人都需要蔣介石提供日軍暴行的圖文材料，方可向世界告知“濟南慘案”之真相。

蔣介石卻非常"謹慎"，5月17日劉峙向他請示，是否向報界披露日軍在濟南的暴徒細節(jié)，蔣介石卻表示“對日案切勿擅自通電發(fā)表?！?/strong>

至于汪胡二人需要的材料，蔣介石則一直拖著不給，他怕汪胡二人會因此事得到比他更大的海外影響力。而南京政府的宣傳機構建設一直非常薄弱，要經費沒經費，要地位沒地位，負責人只是科級官員，中央級高官和地方大佬誰會搭理他們？

九一八事變之后，南京才感覺到國際輿論方面的被動，11月17日，設立了“國際宣傳組”，由陳布雷負責，這樣才有一個專門針對日寇的宣傳機構。

在歐洲，由顧維鈞等人以個人名義進行宣傳，到日內瓦（國聯所在地）散發(fā)材料，巴黎的愛國留學生團隊與東北學生會一起用寫文章、辦演講、貼標語等方式揭露日寇對中國的侵略行徑。

雖然海外中國人非常努力的進行宣傳，但困難重重。

宣傳經費，就是一個大難題，一封從上海發(fā)往巴黎的電報，當時價格是五字八元，發(fā)一篇揭露日軍暴行長電文需要多少錢？而國民黨撥出的海外宣傳經費每月僅有一萬元左右。

那么只好寫信郵寄，但時效性就沒有了，而日本人的謠言在滿天飛。

國內宣傳呢？硬件方面，電臺干不過日本人。在電影方面，中國拍了很多實地紀錄片，想讓在華外國人了解東北人民的悲慘境地，但是法租界、公共租界的電影院不讓播，甚至連買片頭廣告方式都不行，因為人家跟日本人關系密切。

1932年，為了粉碎”偽滿州國“的謊言，中國的教授，學生、金融界精英、商界精英、愛國資本家自發(fā)地站出來，利用個人關系和個人財力進行反日宣傳，才有了一些好轉，劉長春赴美國參加奧運會就是一個例子。劉長春本人也帶著揭穿日本人和漢奸謊言的宣傳使命。

直到1932年11月12日，國民黨的中央廣播電臺才有了功率75千瓦的電臺，能覆蓋到夏威夷地區(qū)，耗資40萬元。每天播送11小時，語言有中文、日文、英文、法文等。

電影方面，由陳果夫負責，一部反日宣傳短片經費為500元，長一點是1000元，但經費還是嚴重不足。1934年蔣介石才批了十萬元，拍攝了上百部影片。

日本人的反華宣傳影片有多少？7000多部，這宣傳戰(zhàn)怎么打？

而且日本人聘請的是中國演員拍那些宣揚”皇道樂土“、”大東亞共榮“的電影。后來這些為”滿州映畫“拍戲的明星以漢奸罪論處。

日本人的宣傳手段

甲午戰(zhàn)爭以后，日本人便著手針對中國進行輿論引導布局，內藤湖南的《中國政治無能論》、矢野仁一的《中國無國境論》、稻葉君山的《中國愚昧論》不斷出版，企圖建立”日本人優(yōu)秀，中國人低劣“的認知。

日本議員們則紛紛前往歐洲、北美，聯絡感情，美化”共榮計劃“。

因為1927年的北伐軍歌曲里有“打倒列強，打倒列強，大聯合!大聯合! 打倒帝國主義”之詞，日本就硬說中國人排外，民族主義高漲。

中國人排外形象被塑造成功后，什么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濟南慘案……肯定都是中國人激怒日本人在先。

輿論戰(zhàn)就是這樣，當你被植入一個思維模式后，就跳不出這個圈子，一有什么事情，馬上認為皆是中國人有錯在先，今天不是有人動不動要中國人反思嗎？

九一八爆發(fā)，《朝日新聞》就一口咬定是中國排外舉動導致情勢惡化。

不是國聯譴責日本，反過來是日本要求國聯要注意“中國人的排外運動，反日運動，中國遵守條約以及保護外國人安全”等問題。

日本人還派漢奸去豫鄂湘贛等紅軍活動區(qū)域去收集“反日”材料，漢奸把“證據”交給日本人，可以換錢。

日本人再將“證據”加工成小手冊，以日文和英文印刷，送給各國外交使團。

日本人的輿論戰(zhàn)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既要離間中國與各國關系，又要瓦解中國人的斗志。

在國際上，日本反而成了“自衛(wèi)者”，它在中國領土上”自衛(wèi)“。

國民黨一開始就沒有宣傳戰(zhàn)略，走一步算一步，最后逃到在小島上，結果還是那個德性，天天忙著向臺獨勢力自證”清白“。

實際上，九一八的輿論戰(zhàn)到今天也沒有完全結束，有的“歷史發(fā)明家”用日本人的“史料”來證明九一八還有另一個“真相”。這些“史料”貌似珍貴，其實就是關東軍宣傳材料一部分。用關東軍宣傳材料當成學術研究成果，這還算是中國人嗎？

雖然歷史硝煙早已散去，而打著學術名義為侵華日軍涂脂抹粉的小丑在網絡也時常出沒。如果這類“學者”橫行于網絡，那么，帶出來的只能是“精日”敗類。

90年前的九一八事變，告訴后輩一個道理：

想用忍讓來平息對手欲望，用慘狀來博取友邦同情，想都不要去想，一切只能靠自己的強大，軍事重要，宣傳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