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0日，一則未曾預料的消息開始在互聯(lián)網流傳。伊朗官方媒體發(fā)布了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里·沙姆哈尼與沙特國家安全顧問穆薩德·本·穆罕默德·艾班和中國最高級外交官王毅的照片和視頻。

伊朗國家電視臺宣布，伊沙兩國將在兩個月內恢復外交關系，重新派駐大使。隨后沙特也在官方渠道承認了協(xié)議的有效性。一時之間，風起云涌的中東局勢似乎又有了新的動向。

伊朗和沙特恢復外交關系究竟是否能為中東帶來新鮮的空氣尚且需要時間的觀察。但令許多人意外的是，這次調解的斡旋者不是既不在西方，也不在中東本地。兩個中東地區(qū)的競爭對手是在北京達成了和解協(xié)議。一時之間，這激起了國內互聯(lián)網輿論的高度興趣。

美國官方的反應是含混和模糊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fā)言人約翰柯比一方面歡迎兩國關系正?；男袨椋姓J美國對此沒有發(fā)揮多少作用；另一方面他強調美國沒有退出中東。但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的斡旋確實是一場重要的外交和政治勝利。中國第一次證明我們有能力對中東的政治局勢做出有效干預。至于這究竟是短暫的勝利，還是中美在中東影響力的此消彼長則是我們未來需要關心的問題。

中東地緣政治史

在我們具體討論沙伊關系前，可以先回想一下中東的地緣政治歷史。談到沙特的歷史，就不得不談到瓦哈比派。瓦哈比派認為今日的伊斯蘭教已經充斥過多的偶像崇拜痕跡，需要恢復早期伊斯蘭教的純潔性。嚴格而言，這種主張在整個亞伯拉罕一神教的體系中并不罕見。無論是中世紀的清潔派還是后來的加爾文主義，在基督教歷史上反復訴諸早期基督教的象征意象是常見的宗教做派。

沙特與瓦哈比派的結盟始于1744年的協(xié)議，在隨后的150年中，沙特和瓦哈比派相互融合形成一整套穩(wěn)固的政教統(tǒng)治基礎。1932年沙特王國的成立更是這場聯(lián)盟的最大成果。當然，在今日很多人的眼光中，瓦哈比派被認為是“原教旨主義”的代表。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伊斯蘭世界的內部歷史中，瓦哈比派也被認為是反殖民主義的重要來源，它為許多的伊斯蘭復興主義者提供了借鑒。

在2017年小薩勒曼改革前，沙特和瓦哈比派的深度綁定產生了一系列地緣政治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派在沙特政治話語中的重要性。尤其是考慮到沙特的地理狀況和政治結構后，這突出表現(xiàn)為對異教和異端的高度敏感。無論是沙特對巴基斯坦的援助，還是對以色列的傳統(tǒng)敵視，都摻雜有強烈的宗教動機。

伊朗的歷史更加悠久。但當代伊朗的地緣政治與霍梅尼革命高度綁定在一起?；裘纺岬幕局鲝堅谟跇嫿ㄒ环N適合當今世界的非世俗化的政治伊斯蘭教組織形態(tài)。在反世俗主義這點上，霍梅尼和瓦哈比派反而分享有共同的觀點。但霍梅尼更進一步認為，傳統(tǒng)的君主沒有有效承擔國家管理的能力；這意味著需要有一個精通伊斯蘭教法的教士階層指導具體的國家事務?；裘纺釓娬{，這種統(tǒng)治結構既有利于控制傳統(tǒng)國王對窮人的剝削，遏制腐敗和不公正；也有助于抵抗非伊斯蘭教勢力的入侵。

霍梅尼的教權至上結構顯然是對沙特政教模式的潛在威脅。這意味著教權徹底壓倒了王權。掌握巨大權力的沙特王室顯然不樂于見到這種結果。更糟糕的是，霍梅尼不但主張要在伊朗國內實行這一制度，更主張全世界穆斯林團結起來，在世界范圍內實現(xiàn)伊斯蘭革命的偉大目標。這一宏大目標對受到西方主流話語壓制的年輕穆斯林而言，具有無可置疑的吸引力。

兩伊戰(zhàn)爭的爆發(fā)就與此密切相關。作為一個遜尼派人口占少數(shù)的伊拉克政權統(tǒng)治者，薩達姆顯然高度警惕霍梅尼打“什葉派”意識形態(tài)牌。以沙特為首的海灣遜尼派國家為首，包括蘇聯(lián)和部分西方國家在內的多個陣營，都為薩達姆提供各種戰(zhàn)爭物資。這最終暫時遏制霍梅尼主義在中東擴張的勢頭。

冷戰(zhàn)后，考慮到美國和伊朗因為人質危機的糟糕關系，沙特繼續(xù)抱住了美國的大腿。通過大量的軍事采購和對海灣國家的影響力，構建對伊朗的戰(zhàn)略壓制態(tài)勢。在美國一家獨大的情況下，沙特和伊朗并非沒有短暫的蜜月期，本次聯(lián)合聲明所提到的2001年的安全協(xié)議就是蜜月期下的產物。

2003年的伊拉克戰(zhàn)爭很快改變了地緣政治的平衡。推翻薩達姆政權后，小布什政府試圖在伊拉克復刻美式政治制度的精髓，即分權與制衡，比如總統(tǒng)必須是庫爾德人，而總理必須是什葉派，議長則必須是遜尼派。當然，公正地說，這種做法在中東并非沒有先例，功能失調的黎巴嫩就是典型的例子。

問題是，以上辦法不但無助于調和伊拉克國內族裔高度對立的現(xiàn)實，反而加劇了族裔之間的認同分裂。國家的部落主義化問題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但對于伊朗而言，這意味著它第一次有機會可以兵不血刃地在伊拉克建立一個什葉派政權。

ISIS的壯大更是基于伊朗直接干預的借口。面對招募了大量舊復興黨時期遜尼派軍人的ISIS，大量的什葉派民兵不得不求助于伊朗軍隊和伊朗革命衛(wèi)隊的幫助。伊朗也成功得以深度介入到伊拉克的國內政治之中。對于沙特而言，伊朗的干涉顯然是潛在的多米諾骨牌效應。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和敘利亞危機則嚴重惡化了沙特和伊朗的關系。

對于伊朗而言，為了構建所謂的什葉派之弧，敘利亞是繼伊拉克之后下一個必需的戰(zhàn)略支點；尤其是考慮到和黎巴嫩真主黨的關系；打通德黑蘭到大馬士革的聯(lián)絡線是伊朗擴張在整個中東地緣政治版圖影響力的關鍵。對于沙特而言，伊朗不只是現(xiàn)實地緣政治的威脅，也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重要敵手；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的影響下，君主制受到的沖擊十分嚴重；伊朗權力的擴散是對沙特政權自身生存性的挑戰(zhàn)。于是在指責伊朗干涉海灣國家內政的同時，沙特還積極為敘利亞的遜尼派反對武裝提供各種支援。

2015年的也門戰(zhàn)爭是這場代理人戰(zhàn)爭的高潮。由伊朗支持的胡賽武裝成功奪取也門部分領土的情況極大增加了沙特的焦慮感。沙特主導的盟軍開始直接干涉也門戰(zhàn)爭。2016年沙特處決什葉派領導人的做法最終導致兩國宣布斷交。雙方間的爭斗正式升級。2017年沙特聯(lián)合盟友對卡塔爾的封鎖就是其中的小劇目。黎巴嫩總理哈里里的辭職也是雙方博弈的附帶影響之一。

在此之后，無論是偶爾擊中沙特煉油廠的不明飛彈，還是大肆慶祝蘇萊曼尼被殺的沙特媒體，雙方在不進行直接戰(zhàn)爭的情況下充滿了各種上眼藥的手法。兩國關系更是降到了冰點以下。這還額外為沙特和以色列的接近提供條件。已經有多個阿拉伯國家實現(xiàn)與以色列的關系正常化。

昨日因，今日果

然而在國際政治中沒有什么情況是一成不變的，敵人和盟友往往瞬息萬變。導致沙特和伊朗地緣政治利益計較變化的原因非常多，兩國間的和談也早在2021年就已經開始。無論是在伊拉克還是阿曼，兩國都為解決中東爭端進行過多次接觸。兩國關系的緩和與以下兩個因素密切相關：

第一是美國。無可否認的是，作為長期中東地緣政治板塊的參與者和依舊綜合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美國的變化對中東具有無可避免的漣漪效應。2016年特朗普當選之后，美國在中東地區(qū)的實力收縮是不爭的事實。這一方面是中美競爭對全球重點布局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作為石油出口國的美國對中東依賴減少的表現(xiàn)。美國勢力的收縮導致沙特開始懷疑美國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保護傘?？ㄊ婕录t進一步成為小薩勒曼與拜登政府之間的心結。

由于拜登政府在名義上始終強調價值觀驅動外交，沙特甚至一度成為國際賤民，被許多西方國家所排斥。這種孤立的做法進一步削弱了沙特對美國的信心。相反，伊朗和俄羅斯卻憑借敘利亞問題拉近了彼此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地緣政治局勢的根本矛盾沒有消除，沙特也有動力尋求與伊朗關系緩和。對于伊朗而言，在美國的長期制裁下，恢復與阿拉伯國家的正常往來也是打破國際封鎖的重要表現(xiàn)。

第二是沙特和伊朗自身形勢的變化。2017年小薩勒曼上臺的一個關鍵標志就是重新構建沙特的民族認同，小薩勒曼試圖削弱瓦哈比派在沙特政治的影響，建立以君主制為基礎的沙特民族認同。這為沙特進行一定程度的世俗化改革提供空間的同時，也削弱了瓦哈比派在內外政策的影響力。伊朗則面臨嚴重的國內經濟危機，它需要緩和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為恢復伊朗經濟提供更好的外部條件。

當然，最為重要的是，沙特和伊朗在消耗大量成本的同時，依舊無法改變兩者相對均勢的局面。這才是為何兩者從2021年開始逐漸回到談判桌上的原因。

對于中東地區(qū)而言，沙特和伊朗恢復外交關系的做法無疑在短期內為中東地區(qū)的相對穩(wěn)定做出積極貢獻。但中東局勢深層的緊張矛盾并沒有得到改變。兩國的關系正常化更多意味著它們將在更為可控的條件下進行地緣政治博弈。這其中是否會有新的擦槍走火的危險是無法排除的情況。但這種緩和可以直接體現(xiàn)在敘利亞和也門問題上。

沙特為首的海灣國家可能重新承認阿薩德政府對敘利亞的統(tǒng)治；也門政府也可能和胡賽武裝達成更為穩(wěn)定的?；饏f(xié)議。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正?；缆房赡軙兊酶鼮閺碗s。但對于今日試圖構建新民族認同的沙特而言，與以色列結盟依舊是一樁有利可圖的事業(yè)。

兩國協(xié)議的更大影響體現(xiàn)在中美全面競爭的國際局勢之中。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中國斡旋成功將被視為中國在中東影響力上升的表現(xiàn)。傳統(tǒng)西方智庫不看好中國在中東擴展影響力的原因，就是中國的經濟利益可能被迫卷入中東的政治斗爭之中，中國可能被迫在沙特和伊朗之間做出選擇。中國的成功斡旋則說明我們有能力在中短時期內斡旋兩個重要的石油進口國之間的關系，為保障我國的石油進口穩(wěn)定提供外交支撐。

更為重要的是，這證明我國有能力在中東地區(qū)成為有效的地區(qū)調解人。美國無法調和沙特伊朗爭端的原因就在于美國根本無法和伊朗建立起有效聯(lián)絡。我國的成功也為以后在其他地區(qū)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提供借鑒。比如在巴以問題上，與雙方都建立有效外交聯(lián)絡的我國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緩和的方案。

回顧歷史可以看出，沙特與伊朗之間的沖突，正如許許多多民族國家間的沖突一樣，雖然有深刻的歷史宗教政治原因，但進入現(xiàn)代之后，這種沖突矛盾往往都曾被霸權國家塑造的利益秩序所利用與重構。

然而從歷史上看，沒有不會落幕的帝國秩序。在人類進入現(xiàn)代文明一百多年后，無論如何，平等與和平已變成世界上大部分普通人最根本的價值追求，由此映射到國與國之間，構建真正的平等與尊重，沒有霸權主導的國際關系也必然最符合廣大后發(fā)國家的根本利益。從這點來說，這次沙特與伊朗的和解，中國只是提供了一個契機，根本原因還是在于無論沙特還是伊朗，從進入現(xiàn)代社會以來，在國際秩序下處于非正常地位的時間已經太久。

當然，這件事情的影響力目前還不夠清晰，我國的成功雖然可能不如許多民眾所希望的那樣重要，但依舊代表許多明確的信號。在一個日益進入中美對抗的世界中，無論是否愿意，我們必須提供不同于美國的真正平等的國際秩序替代品。在互不干涉內政和尊重主權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如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未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